无此能力，汉阳铁厂经营不善，所产钢轨全不合用，辜负了总督大人的一片苦心。”
“铁路确是钢铁需求大户。”陈文强拱了拱手，“总督大人不仅兴办洋务，还通权达变，讲求实济，陈某钦佩备至。”
“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，铁路不成，他端更无论矣。”张之洞捋着胡须郑重说道：“西洋富强，尤根于此。陈先生，你以为如何”
“总督大人高见。”陈文强笑着恭维道：“铁路与经济发展，与国防，皆有非常之意义。”
“总督大人亦是知悉铁路之重要，方才对修建铁路极为重视。”辜鸿铭在旁说道：“芦汉铁路修建尚顺利，独粤汉铁路，耗资巨大，进程缓慢，令大人十分忧心。陈先生洋务娴熟，可有妙法使其早日修建完成”
陈文强想了想，摇头道：“陈某不了解具体情况，不敢妄言。但耗资巨大，便不是商办所能承担的。修铁路这事呢，需要的是巨额资本，本来是不是靠民间摊派能支撑起来的。”
“本督亦如此认为。”张之洞皱着眉头说道：“可要借外债，就难免民心沸腾，激起民众蜂起而反对、反抗。”
“借外债估计是难以避免。”陈文强沉吟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只要不丧失路权，与洋人互利双赢，又有何不可民意沸腾，民心反对，是信息不明，理解偏颇，未尝没有解决之法。”
外国资本在修建铁路的同时，往往也控制铁路的管理权、用人权、稽核权和购料权等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这些铁路的借款合同往往规定，中方必须以全路产业作为抵押，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，外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。
因此，“拒外债、废成约、收路自办”便成为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，收回矿权和路权也成为了国民的自觉运动，特别是知识界和民族工商界都为之大力鼓吹。
第一百三十九章行难，综合考虑
在陈文强看来，外资借款要求抵押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没有抵押，谁不担心钱打水漂啊至于管理权、用人权、稽核权和购料权等，如果全交与国人，不管是官府，还是商人，管理水平还在其次，贪墨侵蚀挪用就将使铁路修建的成本大增，建成的铁路收效期也将延后。
说到底，到了满清末期，差不多已经是全民，不仅是官员，民众也。比如各地商办的铁路公司，挥霍奢糜，私亲遍植，打着冠冕堂皇的民族主义旗号，却是损民利己，养肥了大硕鼠，留下了糊涂账，平头百姓的股金却无人关心。
其实这也是清廷相当郁闷的事情，精心设计的改革，在经过官僚体系的执行后总是会“烂尾”：明明是利国利民的“仁政”，最后却被大小领导干部转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。在这样巨大的利润诱惑下，“新政”成为新的“经济增长点”，推动当地官绅迅速跻身先富起来的行列。
“仁政烂尾”的后果，就是民怨与改革成正比上升，改革越深化，民怨越沸腾，“群体件”就越多，甚至远超过政治高压之下的前朝。而原先作为民意代表的乡绅们，因为没有“公务员”身份的束缚，而又有着在乡间的权威，左右逢源，把持公事，侵蚀款项，甚至借口筹款苛敛商民。
清廷对吏治的重视可谓到了相当深的程度，但在制度化监督的缺位下，上有老虎，下有苍蝇，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，各种手段便显得十分苍白无力。
而修铁路呢。投资大，见效慢，又涉及到各方的利益，实在是个烫手的山芋。陈文强听出了张之洞和辜鸿铭话中之意，并探出了二人的心思，但对此大事却很谨慎。不敢轻易表态。
但陈文强也没有断然拒绝，甚至在心中有了个隐隐的想法，便委婉地表示要回去研究商议，然后再拿出章程。
“好，好刀，好剑。”张之洞对陈文强的礼物赞不绝口，本是崖州炼铁厂打造的锰钢刀剑，他却信以为真地当成汉阳铁厂所打造。
“陈大人于洋务是勇猛精进，想来也定会为总督大人分忧。”辜鸿铭在旁不失时机地又提醒着陈文强。
“事在人为。这天下本没有办不成的事情。”陈文强淡淡笑着，“虽然在中国要办成实事，纠葛重重，困难纷繁，但也有解决之道。其实，这还要看总督大人的决心和魄力，能支持到什么程度”
“哦，那你要本督如何支持”张之洞疑惑望着陈文强。
“待我回去招人研商。拿出章程再请大人决定。”陈文强含糊地回了一句，又笑道：“此番还请大人先拔付一批枪械。以为汉阳铁厂护厂之用。”
张之洞本欲拒绝，可转念一想，不过是护厂之用，几十条枪也就打发了。凭陈文强的能力，人家能购到更多更好的，这是给他面子。请示一下，也是尊重之意。再说，粤汉铁路还想由陈文强接手，犯不了为了这小事而伤了和气。
陈文强告辞，辜鸿铭代张之洞相送。直送到总督府大门。
“辜先生。”陈文强停下脚步，伸出了手，诚恳地说道：“对于先生的才学，兄弟是钦佩备至的，始知世上真有天才。先生学贯中西，兄弟只会些奇技淫巧，却也有相通之处。明日可有空闲，兄弟想与先生小聚畅谈，聆听教诲。”
“客气了。”辜鸿铭一愣之下，伸手与陈文强相握，笑道：“聆听教诲实在是折杀我了，在下倒是想听听陈兄弟对洋务的独到见解。”
“一言为定。”陈文强呵呵一笑，用力握了握，转身而去。
辜鸿铭望着陈文强的背影，若有所思。好半晌，才洒然一笑，转身回府。
无能成为本能，敷衍成为常态，而官绅们的心态却超级良好，将所有问题一股脑儿推给所谓的“体制”，仿佛与己无关。
而在新政改革潮流中，各地乡绅纷纷投身参与，高级的做法是开办新企业和商号，背后却往往有官员的隐形投资，各取所需；低级的做法，便是当上新政推行机构的各种“委员”或“董事”，从新政的捐税中直接渔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