支娄迦谶，为月支国（贵霜）胡僧，其在汉桓帝末年入汉，在雒阳学习汉学。在汉灵帝时期，支娄迦谶翻译大量大乘佛经。

董卓西迁长安时，支娄迦谶被强行迁至长安。及张虞入长安，支娄迦谶因战乱之故，常年居住于长安，并教授佛学，子弟上百人。

眼下，京兆尹董昭担心佛教徒逃税，于是禁止了汉人为僧，并强制僧人缴纳赋税。而支娄迦谶为了传播大乘佛教，自然至安邑求见张虞，希望张虞能给予优惠政策。

“胡僧支谶参见大将军！”

慈眉善目的年老胡僧，向张虞恭敬行礼，说道。

张虞象征性回了个佛礼，说道：“不知法师所为何事？”

见张虞回以佛礼，支谶多有激动，说道：“不敢隐瞒君侯，仆此番拜见，是为般若寺僧众。”

张虞事前有所了解，说道：“京兆尹禁止汉人为僧，是为遵循我朝旧政，望法师能理解。”

对于佛教徒，张虞谈不上有好感。回以佛礼更多是对支谶的尊敬，毕竟能从贵霜千辛万苦至大汉，纯粹出于理想主义。

而张虞愿意接见支谶，无非是保持对外开放的态度。毕竟世界上有那么多民族、宗教，总有独特的优点，故向其学习精华，而去除糟粕，方是正道。且今中亚情况与明清时期不同，因贵霜帝国礼佛的缘故，西域、中亚诸国皆重佛。

至于张虞口中禁止汉人为僧的政策，实际上出自汉明帝刘庄。

刘庄夜梦金人，命人西迎佛教，并在雒阳建白马寺。然刘庄以‘华戎制异，人神有别……，华夏服祀，不宜杂错。’为由，禁止了汉人出家。而历史上，第一位出家的汉人尚是曹魏时期的朱士行（朱八戒）。

见张虞重申态度，支谶不紧不慢，问道：“试问君侯信儒学否？”

“信！”

张虞微挑眉毛，说道：“儒学教化百姓，有治国之术，故汉人以儒学为显学。”

支谶笑眯眯说道：“儒学教化百姓，劝民向善，教以恩孝。而我佛家劝民慈悲，戒杀放生，还世报恩，亦有教化之功，且与道学无为、修身近似。故君侯何以重道，而轻佛学。”

张虞微微蹙眉，说道：“道学无为，是为轻徭薄赋、简政少文，令民自行休养。而佛学虽向劝人向善，但却是推崇轮回。况我从未闻重佛之君，能大治于世。”

支谶沉吟少许，说道：“君侯有所不知儒学重仁、义、礼、知、信五常，非识经学不能通般若（智慧）。而佛学却有五戒，曰不杀生为仁，不偷盗为义、不邪淫为礼、不饮酒为智、不妄语为信。儒、佛两道，实有异曲同工之妙。”

“而道学重无为，但却教人修行。佛学重慈悲，劝民向善礼佛。黄、屠之学虽有不同，但却有近似。且君侯言无君能以佛大治于世，则殊不知贵霜明王迦腻色伽。”

支谶回想脑海中的记忆，说道：“明王为贵霜开国之君，北降大宛，东代月支，南取摩揭，西讨安息。疆域辽阔，远胜月支。而明王为治各族民众，效阿育王之为，重佛建庙，教化世间百姓。故贵霜王能以佛大治世，何谓佛莫能治下。”

张虞挠了挠脑袋，他对中国历史知之不少，但对中亚与北印度诸邦的变迁了解甚少。而就实际情况而言，经由东亚本土化，佛、道、儒三者本身很多思想近似。不过三者异同不小，因为儒学的理解门槛高，反而是佛教轮回学说能吸引各族人，更具有普适性。

考虑半响，张虞问道：“法师学识渊博，而今前来不知有何所求？”

见张虞态度放缓，支谶恭敬说道：“仆不求君侯崇佛，仅望君侯能开禁佛令，准百姓剃度为僧，能与道学一视同仁。”

张虞沉吟少许，说道：“京兆尹禁佛，非不准百姓剃度，而是忧佛僧不事生产，不纳赋税，反而鱼肉百姓。”

张虞对佛教的排斥在于两点，其一，佛僧利用鬼神学说迷惑百姓，从百姓手中榨取钱粮；其二，担忧佛教不事生产，会出现隐瞒田亩的情况。

不过对第一点，张虞不是不能接受，毕竟时代局限所在，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，同样有迷信鬼神之人，故真正让张虞排斥佛教在于第二项。

支谶行了个佛礼，说道：“君侯所忧，仆愿解之。我佛僧受领田亩，愿依法缴纳赋税。而若佛僧苦修化缘，无力耕作田亩，望君侯能减免赋税。”

“若人皆以佛僧苦修为由，岂不人人能减免赋税？”张虞摇头说道：“我无意为难佛家，如在汉地建寺，僧人必须缴纳田赋人税！”

“汉地？”